首先，是行政科层制上的条块设置，依据领导关系，实现层级监督。
而按照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在将宪法权利规范适用于私人关系时，其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约束的还是国家行为。简单地说，就是在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中，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和作为义务主体的公民个人，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不能用约束国家的法律来约束公民个人，否则就侵害了私人或私法自治。
宪法是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垂直关系的公法，而私法是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水平关系的私法。[2]1.价值辐射理论使宪法权利对私法关系的适用范围要宽于国家行为理论使宪法权利对私人关系的适用范围依据德国的价值辐射理论，宪法权利规范适用于私法关系的范围取决于宪法所确定的客观价值秩序对私法的辐射范围，而根据该理论，客观价值秩序可以辐射到整个私法关系领域，因而，在理论上使宪法权利规范能够适用于整个私法关系领域。私法上的决策自由以私法自治和所有权人自由为两大支柱。尽管是法律拟制意义上的国家行为，但其所约束的法律关系和行为的性质并未改变。虽然存在着宪法权利的影响，私法规范仍然是私法规范，并且由此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仍然是私法权利和义务。
因此，私人关系绝对不能够以与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同样的方式被规制，因为，在国家不存在的场合，我们关于中立性和公正性的期待状态也不存在。德、美两国宪法具有私人效力的趋势虽然是相同的，但所给出的正当性理由却是截然不同的。[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8]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在英国，对行政立法的立法审查有备案制度（议会针对提交的行政管理法规只做赞成或反对的决议，不作修改）和专门委员会审查制度（两院共同设立了一个法定条规联合委员会，专门审查提交议会的各项行政法规和行政管理法规草案）。在这个方面，西方国家起步较早，发展相对完善。而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
在西方，各国对行政机关被授权立法的范围大多做了明确的规定。我国也有相似的行政立法内部审查制度，《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5 条规定，政府法制工作机构针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公民提出的规章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书面审查建议，有权进行审查处理。
但是运用经济分析指导行政立法数量却为零。因此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减少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依附性，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第二是行政机关做好行政立法的定期清理工作，及时废止不适当的行政立法。面对这种困境，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这样既可以避免行政机关自我监督流于形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行政立法的同一性，避免立法冲突和寻租现象的发生。我国学术与法律实务界应借鉴行政立法的国际经验，重视行政立法，并通过相应制度的完善，促成行政立法权的健康发展。曹海晶，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虽然我国有关法律也对授权立法的范围进行了规定，但在操作层面上效果则不太理想。
但问题是，行政立法实践也暴露了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各个国家并没有简单的否定行政立法，抑或是逃避这些问题，而是通过制定相关的协调机制，确保行政立法的健康发展。但是事实上在行政立法的实践过程中，这些经济分析的要求大多被束之高阁，其存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是由于作为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日常工作任务繁重，固有资源局限性，缺乏具体的执行机构，导致其对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备案和审查只能流于形式，人大常委对行政立法的控制形同虚设。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司法权却受制于行政权，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特别是行政诉讼中，司法审判的独立性更差。
第二，完善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体制。狭义的行政立法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定权限并按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早在1895 年，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提出法律保留的概念，这一概念也随之成为很多国家在制定行政立法时严格依据法律授权的依据。因此我们应当摒弃争论，这样才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立法理论研究的完善和发展。在西方，各国对行政立法程序上的监督大多依靠听证制度、专家论证制定等措施，这些制度的设计为了限制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从而确保行政立法权不被滥用。结合各国的经验，我国可以考虑引入司法审查制度，确立司法机关对行政立法的审查权。
笔者认为，一味的争论行政立法的合法性问题并非理性之举，更不利于我国行政立法理论的研究。进入专题： 行政立法 控制理论 行政监督 。
在我国，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其中明确规定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二、国内外现行行政立法控制方式比较世间任何一部立法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行政立法亦是如此。
客观来讲，我国行政机关实施立法的现象早已存在，而《立法法》的出台，将行政法规、规章纳入到立法范围之内，事实上是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行政立法的合法地位。面对数量和影响飞速增长的行政立法，对行政立法控制理论的研究则显得尤为重要。
[2][英]威廉·韦德著，徐炳、楚建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明确授权立法范围。（三）对行政立法的事后控制第一，对行政立法的立法审查。笔者主张采用渐进式的方法以违法审查为突破口，实施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
在英国，行政立法即为委任立法，包括枢密院令、法律授权各大臣制定的命令和《规则出版法》制定的新规则。[4][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例如德国《基本法》第80条规定，行政立法应当符合授权立法的内容、目的和范围，行政机关可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立法权。德国的行政立法被视为委任立法，德国的行政组织有权力制定法规命令和规章，但是由于规章一般不需要特别授权委任，因此这一类规章被排除在行政立法之外。
司法独立是前提，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享有独立的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再次是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使机构成员专业化，克服现有监督机构人员资源匮乏的不足。
第三是借鉴台湾地区的有关做法，在行政立法启动之时，上级行政机关就应当介入，及时审查该立法。虽然我国的这种制度类似于国外的行政审查制度，但是受权力配置的影响，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依附于行政机关，缺乏独立性，从而导致这种行政审查施行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我国目前由行政立法引起的问题无法通过现有的控制模式得以解决，国家和公众亟需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司法审查，解决这些问题。公平、正义的立法程序，有助于人们最大限度的制定出公正的法律规范。
[6][日]和田英夫著，倪健民译：《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条规定事实是赋予人民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规章享有一定的审查权。
这一冲突性规定表明我国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存在一定的诉求，虽然我国现阶段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度，但是不断加强司法对行政立法的审查正在成为一种立法的趋势。行政机关一方面具有依法行政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立法，借法律规范巩固已有的部门利益，实现部门利益法定化。
笔者认为建立我国的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则需要解决两个命题：司法独立和审查方式选择。在西方行政立法的经济效益分析早已成为管控行政立法的重要手段。
